摘要：广州楼市预售同权的政策风潮还没有过，北京的共有产权就已成为楼市的热点话题。近日，《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集意见。

业内声音

赵秀池：

共有产权住房有利于职住平衡

缓解交通拥堵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赵秀池表示，尽管目前高房价下租房居住更划算，但由于受传统观念和一些客观因素影响，人们还是习惯买房居住。但是，由于目前北京房价较高，使很多人没有购房能力，望房兴叹。通过提供共有产权住房，明确了政府和个人持有的产权份额，降低了购房人的房价，有助于百姓住房梦的实现。

“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政策的推出有利于职住平衡，解决北京交通拥堵的大城市病。”赵秀池说，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一方面是城市人口过多，另一方面也是受职住分离影响。提供共有产权住房的供应，以区为单位优先当地户籍、就地就业的人员购买，实现了就近居住，有利于职住均衡的实现，进而有利于北京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

马光远：

“共有产权房”的关键是定价问题

经济学家马光远认为，北京市这次推出的“共有产权房”，是对过去“自住房”的升级优化版。

尤其是“共有产权房”的商品属性增多，将使得房屋的产权和政府的出资更加透明。所以，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共有产权房”的定价问题。既然北京的“共有产权房”取代了以前的“自住房”，而自住房和周边的商品房比较，政府定价低于周边商品房30%。那共有产权房会低于周边售价30%吗？

按照目前的意见稿，“共有产权房”的定价规则是其销售均价，低于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的价格，以项目开发建设成本和适当利润为基础，并考虑家庭购房承受能力等因素综合确定。

还是以“自住房”的定价为例，以前自住房的售价低于周边同地段普通商品房售价的30%，但以前买的“自住房”是完全产权的，在转换为“共有产权房”之后，售价也可能低于同地段售价的30%，但得到的是一个只有70%产权的房子。

因此马光远认为，共有产权房最后的定价和政府出资的比重将更多影响这类房屋是否能够真正保障更多的刚需购房群体。

杨红旭：

北京共有产权房准入门槛比上海的要低

早在北京推出共有产权房概念以前，上海就开始尝试共有产权房了。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表示，上海在2010年就开始实行共有产权房了。北京的共有产权房意见稿与上海的运行模式相比，最大的不同点来自于准入门槛：上海实行双困线限制：居住困难，人均住宅面积15平方米以下；收入困难，人均月可支配收入6000元以下、人均财产18万元以下。而北京只要求无房，暂时没有对收入及财产做出更多的要求。很明显，如果最终按照意见稿的方式推出，北京的共有产权房覆盖范围将远大于上海的共有产权房。

杨红旭同时认为，上海的共有产权房，是由经济适用房演变过来的；而北京的共有产权房，是由自住型商品房演变过来的。上海的政策门槛高，所以一般不需要排队、轮候、摇号。而北京的共有产权房由于意见稿中规定的政策门槛低，很可能未来会有大堆的人排长队，通过摇号方式中签，因此，他认为，应该对申请人有更加细致的界定，保证困难家庭优先享有政策红利。

他山之石

新加坡组屋：

“内循环”制保证了组屋价格的长期稳定

对于北京新推出的共有产权房概念，其实新加坡早在十几年前就推出了类似的保障低收入群体居住需求的房屋——组屋。

在新加坡，由于组屋的存在，商品房与保障房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两个市场。相比于价格随市场波动的商品房，实际只提供给占居民总数15%（实际少于15%）的高收入者，对占居民总数80%以上的中低收入者则供应政府组屋，对占居民总数5%的最低收入者供应廉租屋。

政府组屋以中低收入者买得起为前提，并考虑土地紧缺这一重要条件，因而开始一段时间，主要建设42至70平方米的小套型住宅。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才逐步加大套型，并坚决不建设过大套型的组屋。近20年建设的主要是50至125平方米套型的组屋。

开始建设政府组屋时，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后来在居民收入提高后，组屋开始出售，除了税费和低息贷款支持外，可以做到政府的建房资金投入能够全部收回来。

新加坡还着重推行了政府组屋“内循环”制：规定每户居民只能拥有一套政府组屋；如果有的居民因收入提高，要购买更大套型的政府组屋甚至购买商品房，则由政府回购其现住的政府组屋，这一组屋将再售给其他需要这一档次政府组屋的居民。可喜的是，这样的内循环规定也在共有产权房的征求意见稿中看到了类似要求：“在共有产权住房购买5年后，购房人可按市场价格转让所购房屋产权份额。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代持机构可优先购买，继续作为共有产权住房使用；代持机构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购房人转让对象应为其他符合共有产权住房购买条件的家庭。”

新加坡实施组屋的结果是，稳定了当地房价，因为严格控制在15%以内的商品房比重，无论房价怎么涨，也不足以动摇占据85%比重的组屋价格。并且内循环的方式也保证了组屋价格的长期稳定。

责编：家园编辑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