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去杠杆主要是企业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的问题。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用现有的优良资产填补，或者杠杆率太高的时候可以通过资产或者负债的调整让其降下来。但李扬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防止它七八年又发生一次，如果体制、机制没有解决的话，每到一个周期国家就需要去一次杠杆，最终可能会把中国经济拖垮。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这次去杠杆，虽然必须在金融上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债转股等，但更主要的是把产生高杠杆、高债务特别是不良债务的根源基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让国企改革有一个决定性的进展，否则类似的问题还会周期性出现。

谈到货币政策，李扬称，今年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稳健、中性。中性的实际含义就是偏紧，这样的政策是基于对整个形势的判断。现在的金融泡沫越来越大，风险越来越大，过去国家偏保增长，现在则是挤泡沫，把防范风险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今年1至2月，银行贷款增长扩张很厉害，近期控制了一下，作为整个过程来看，现在还不是非常紧。

另外，他还表示，美联储近期加息影响到美元汇率和利率，也是中国货币政策变动的一个考量因素，这也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约束，让其更稳健。

谈到利率市场化的问题，李扬表示，尽管目前存贷款利率的上下限均已放开，但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还在路上。

在他看来，要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需要做三件事。第一，资金的供求关系由市场决定，进而利率的风险和期限机构也完全由市场决定。理论上说，中国的储蓄长期大于投资，而最终决定利率的是储蓄与投资的平衡关系，那照理说中国应该是长期负利率，或者说比当前更低的利率，但中国的资金供求是有管制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畸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国际金融界目前普遍认为准备金制度是行政手段。所以，必须解放资金的供给和需求，才能形成市场化的均衡利率。

第二，要能形成基准利率。中国的基准利率（政策利率）是哪一个？李扬笑言，哪一个都像基准利率，但也都不算。所谓基准利率，要与其他利率有平滑的联动关系，它一动，别的利率也动。但中国的现状是，这个利率动，其他利率不一定动，即我们的利率产品也是分割的。这当中，就涉及到部门间的协调和交涉，比如财政部门主管的短期国债和央行主管的Shibor。

第三，货币当局自身的调控手段要市场化。中国的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控方式，是央行宣布调整，随后金融机构就按照调整后的利率记账，这更多地是一个会计记账手段，是再分配手段。而美联储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的方式，是先宣布目标区间，随后用买国债的方式逼高利率水平，到达目标区间后就停止，用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控。

谈到房地产调控问题，李扬称，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没有一次房地产调控是成功的，说明一直就没有做对。

一直以来，我国调控房地产的依据都是价格，但在李扬看来，价格高或者低根本没有什么问题，调控不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价格上。他建议要回归到房地产的本质，回归到其作为人民必需品的本质，这样的话，调控就应该要出台一些

可能影响价格的规定。

他认为，应该要调控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要确立城市化步调和土地供应的关系，一个城市增加了1万人就要相应增加住房用地，目前却是房价涨、土地供应少的现象；

第二，居民解决住房问题是以买为主还是以租为主，中国目前的住房自有率达到80%以上，全球最高。如果每个人都喊着买房，从经济合理性上来说，有些人是不该买的。他建议要逐渐转为以租为主，国务院最近也不断提出要扩大租房市场，也是为了解决现在房地产的问题；

第三，要调控土地价格在房地产中的比例。他说，与其控制结婚不结婚、离婚不离婚，还不如控制土地成本，这是国家能够做到的，控制地价在房价中的比重；

第四，调控税费。在他看来，房地产税就是一个忽悠，作为全国人大财经委的成员之一，李扬表示，房地产目前是一城一策，今后会是一个地方税，而不需要到全国人大层面立法。但他提出，地方要设立这个税，必须要先整顿之前不合理的税费。要加税，必须先减税；

第五，调控杠杆率。他认为，杠杆率可以有效调控市场，不需要做限制，只需要让需要买房的拿出100%自有资金去买房即可，这样对社会并不会产生外因性影响，没有杠杆随便他们买多少房子都行。之所以无法控制房价，李扬表示，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想真正控制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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