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纳税人来说，缴纳房地产税带来的是直接痛苦，购买商品缴纳间接税，二者相较，痛感轻重显而易见。

近日，媒体刊发了贾康《房地产税改革的五大正面效应》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劲爆观点，比如房地产税总体上降低中国社会“税收痛苦”。

又比如地方政府年度内其他所有收入计算完后，还需要多少财力予以补充，据此可倒算出一个当年的房地产税税率，这个税率要落在法制给出的区间，一般不超过2.5%等。

房地产税能降低税负痛感吗?

市场对房地产税收的争议，可以用“爱恨交加”四个字形容。支持者希望它能调控房价;反对者恐其增加自身纳税负担。

贾康以为，房地产税收能够降低中国社会“税收痛苦”。其逻辑是：中国间接税比重过大，由于间接税能够转嫁税负，普通老百姓在购买商品时承担了更多的税负，所以税负痛苦指数较高。征收房地产税之后，直接税比重提高，普通老百姓缴纳的间接税就少了，痛苦指数下降。

不过，需要追问的是，征收房地产税后，间接税比重能否真的下降?这需要看财税体制改革综合推进情况，但绝不是房地产税开征就必然导致间接税比重下降。

而且，税负转嫁取决于供求关系，间接税并不全部由消费者承担。如果商品供大于求，生产者也会承担相应税负。

比如，一个厂家投入40000元生产了100台电视，需缴纳增值税680元。如果电视机市场紧俏，那么厂家可以把价格定得高一些，不仅将增值税收回，而且会根据销售情况，逐渐将价格提高，增加利润。

相反，如果市场疲软，厂家仅能够卖出50台，剩下的50台生产成本不仅要厂家承担，增值税也转嫁不出去。

从痛苦感受来看，直接痛苦要比间接痛苦大得多。对于纳税人来说，缴纳房地产税带来的是直接痛苦，购买商品缴纳间接税，二者相较，痛感轻重显而易见。

正因如此，开征房地产税收，恰恰需要考量老百姓的税收痛感：一方面，要在立法环节通过争取改革共识、设计老百姓能够承担的税率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老百姓的痛苦;另一方面需通过公共福利供给的提高、廉洁高效政府建设等途径，来化解百姓税负痛苦。

最高2.5%的房地产税率是高还是低?

2.5%的房地产税最高税率，也引起了市场高度关注。

2.5%这一静态数字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如果将它和房屋价值连接起来，用乘号一乘，其结果就大不相同。

比如，对于中西部或县级城市，一套房屋假如价值50万，按照2.5%的税率一年缴纳1.25万元税款，如果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套房屋价值1000万，2.5%的税率一年要缴纳税款25万，相当于一个一二线城市中产一年的收入。

这一税率，不管是对中西部城市还是北上广一二线城市，都非常高。

同时，在房地产没有进行交易(取得收入)的情况下，对房地产征税，实际上是对房屋所有者的工资或其他收入征税，高税率将会影响到房屋所有者基本生活情况。

其实，在开征房地产税的大部分国家中，税率一般只在1%左右。

比如，挪威的房地产税率在0.2%-0.7%之间，立陶宛和保加利亚的税率甚至不到0.01%，法国的为0%-1.5%，日本的为1.4%，美国、英国等国家的房地产税率由地方政府确定。

大部分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是按照低税率、加更多的抵扣抵免，来降低纳税人实际税负。比如，法国对纳税人的主要居住所给予30%的折扣，意大利对纳税人的每个26岁以下的子女减免250欧元，英国对单身的成年业主给予25%的税收减免等。

改革要给地方政府套上制度笼子

财政部长肖捷撰文透露，房地产税收改革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进行，其中对工商业房地产和个人住房按照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

笔者认为，在房地产税收改革中，下一步将会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但前提是要建立规范地方政府征税的制度笼子，不能由地方政府“任性”征税。

所谓“按照财政缺口确定房地产税收税率”或许并不合适。因为，地方政府财税填充问题，并非短期就可解决，近年来实际情况表明，有的地方政府税收不够费来补，即使中央三令五申不准乱收费，但依然我行我素，乱收费尚未根本杜绝。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地方政府根据一年花销情况，倒推房地产税率，难保地方政府不发生无节制弥补财政缺口的现象，倘真如此，或将引发更大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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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洪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