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河南、贵州等地试点廉租房租改售频见报端，公众亦从多种视角提出质疑。我们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中央“保增长”投资第一目录的廉租房建设资金，在各级地方政府自主进行的这项“制度创新”中，是否存在被“转移支付”、乃至套利的可能。

　　必须了解的前提是，中央投资在住房保障方面锁定的是廉租房，同为保障房的经济适用房并无缘分羹。中央投资用意在于以资金的沉淀换取保障的流动性，廉租房可随居民收入变化而实现对最低居住需求的持续保障。但廉租房租改售之后，地方政府提供的不再是义务性质的公共保障，而是具有救助性质的成本住房。这不仅扭曲了中央投资的内涵，更令资金的流动通道发生了本质变化，一条财政“转移支付”的隐秘通道可能由此而生。

　　中央与地方共同出资建设廉租房，是经过审慎研究确定的。参照本次中央投资的审批程序，地方政府先上报建设计划，中央部门以此为依据，统一按照每平方米1200元的成本均价，对东（部分地区）、中、西部分别给予每平方米200、300、400元的差别补贴。虽然地方政府仍是廉租房建设的“大股东”，但变卖“共建”物业之举，实有违约之嫌。

　　就目前公开的试点来看，地方政府出售廉租房的价格为建造成本的60%~80%，这诚然是给低收入人群以巨大的实惠。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苛刻地算一笔账：如果出售价格与实际建造价格之差大于中央补贴比例，那么就是地方政府将中央投资直接转化为人头补贴，自己则单方面收回部分成本；如果出售价格与实际建造价格之差小于中央补贴比例，那么几乎可以确凿地认为，作为专项补贴的这部分中央投资反而回流至地方腰包，“套现”空间陡然而生。

　　关于试点租改售，地方政府几乎众口一辞地提出“地方财政乏力”。这是现实问题，却远非问题的本质。

　　在民间资本尚未带动的当前，相对于中央投资的4万亿大盘，地方配套资金确实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某些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低至48%。被中央明确指定具有“优先权”的廉租房，无论在资金支持还是监管力度上都更具政治高度，但其性质决定了资金一旦投入便在账面上无法收回，地方政府势必两难。在无法改变建设数量的前提下，通过租改售这一对廉租房的“重新定义”，无疑打了一个擦边球，可以令其投入资金快速回流。无怪乎各地争相效仿，堪比当初申报项目之热情。

　　其实，无论是财政乏力也罢，试点创新也罢，都必须利用程序的公正来保证制度的公正。如果任何城市都可以采取任何方式展开试点，那么制度创新难免会成为地方谋求利益的工具。这才是关键问题、原则问题，也才是引发公众普遍质疑的实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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