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楼市观望潮愈演愈烈的时候，一场由华尔街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正搅得世界一团混乱。现在，还没有谁能够确切地说出这场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究竟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有多大，但由房地产引爆的次贷危机已被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也许正因为此，在中央政府加大房地产调控力度两年之后，几乎在一夜之间，全国十多个城市的地方政府高调出手救市，而中央政府部门却保持沉默。仅从政体角度看，这在中国是十分罕见的。

    终于，在各种意见纷争不断之下，先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对当前多省市提出的“救楼市”举措给予积极肯定——他说，部分城市采取的新措施是个利好消息。紧接着，国家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又进一步表示，应该给各城市政府一定的自由度，各地的政府应该说有能力、也有责任，做出一些政策上的选择。并说，对于各个城市的政策动向及政策效应，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正在密切观察，并评估各种措施的效应。

    在中国房地产出现过热、房价高烧得让人难以接受的时候，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最严厉的“一刀切”调控措施。出于稳定房价的政策初衷，却催生了人们对市场的观望心态，成交量大面积下滑就成了必然。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并非统一的市场，那么对市场的调控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尤其是当下，面对市场观望气氛的深度蔓延，面对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被华尔街折去其一，救不救市就是一个需要权衡多方利益的选择。

    其实，在一些大城市楼市下行的通道刚刚打开的当口，民意就表达出对救市举措的不支持。西安救市新政施行后，楼市不热反冷便是一个典型力证。但对政府而言，救不救市却并非单纯地“降房价”那么简单。如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气候变了，中国的房市如果仍然这么僵着，在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相关系数高达70%的情况下，其他制造行业尤其是建材、钢材、化工、能源、轻工、机械等50个行业不一片混乱才怪。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退，对老百姓未必是好事。

    两难面前政府又不可能不作为。金融风险、国家利益、长久的经济发展，包括百姓的利益，都需要放在天平里称称分量。如果抛开这些空谈救市的是与非，显然是情绪化和非理性的。

    一段时间以来，买不起房子的声音很大。但是，几乎所有的声音不仅对区域模糊化，对买房者的面孔也是不清不楚，这就难免有情感倾向和利益诉求的成分了。应该承认，近三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的确快速上升。但中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城市处于不同的房市周期，会在房价上遵循不同的路线，不能一概而论。大多数二三线城市商品房主要靠本地购买，而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其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高度集中，对人才的吸引力不言而喻，非本地人口的大量购买，支撑起当地房市的坚挺需求。所以，不分地域笼统地说“房价高”，并不科学。

    另外，还要弄清楚“降房价”究竟是谁的诉求。政府需要保障的是中低收入者，如果那些高收入者也嚷嚷说“房价高”，就是在起哄。这两年政府在房价高涨的同时，已经很明确地形成了这样的思路：高端找市场，中端给支持，低端有保障。建设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是政府承担责任，如果政府充分承担了这一责任，房价的高低就是一个无需政府过多干预的市场行为。这也是香港房价高高在上，居民却没人骂娘的原因。

    还有一个观念问题。比如，很多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也张罗着买房子，这恐怕在社会福利最好、收入最高的发达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居者有其屋”这个词，被中国人解读成了“人人有房产”。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就起源于“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正是那些推销这一梦想的金融家创造了一个不可持续的抵押贷款行业，给许多没有还款能力的人发放了贷款。结果不仅推动了房市的虚假繁荣，而且扩大了贷款风险，最终危及全世界。

    不能否认，目前中国的房价存在一定程度的泡沫，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交易量、交易金额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在购买环节，根本原因还是高房价让购房者望而却步。这时候，救不救市是一个命题，能不能通过救市措施把市场的信心救活又是另一个命题。诚然，在国际经济大滑坡的背景下，中国要独善其身，不仅要扩大投资需求，还必须引导消费，刺激消费需求增长。那么，启动住房消费并将住宅产业培养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救市难，难在民意有不同声音；不救难，难在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不允许。但是，是难题终归要破解，能不能尽早破解、破解得漂亮不漂亮，就得看政府的智慧、民众的眼光和开发商的社会责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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